事故认定是指有权机关综合当事人各方行为与造成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主观过错程度，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认定当事人各方的对造成事故的责任份额，具体到交通事故认定，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事故认定直接关系到交通事故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如果在立法设计中不予以足够的重视，那么在社会实践中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今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始实施，同时与该部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部门规章《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也于同日开始实施，新的法规在诸多方面做到了以人为本，体现了各类交通参与者的利益平衡，但笔者认为该组规范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立法设计存在不适宜之处，现就该立法倾向的缺憾浅析一二。

　　一、事故认定的效力扩大

　　1、法律条文的对比

　　在颁布之前的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依据为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行政法规是关于事故责任认定的纲领性规范，在该法规的第三章《责任认定》中对发生在道路上的交通事故作出了明确的阐述，主要包括两条，其中第17条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第22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三十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根据该行政法规，公安部于1992年8月10日颁布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性规定》，该部门规章第四章对责任认定进行了部分细化。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也设了专章进行规范，按照新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事故不再是必须管，而是允许当事人协商处理，具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另一种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在2004年5月1日之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一种必须要履行的行政职责，法律法规没有提供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的途径，而在之后该认定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同时节约了行政资源。在事故很小，双方无争议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公安机关不再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但是当事人对交通事故事实及成因有争议的，应当迅速报警，由公安机关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在勘查现场之日起10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

　　2、效力的扩大

　　新交通安全法实施前后的对比，虽然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管理范围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是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的效力却有较大程度的扩大。在实施前，事故当事人对于基层交警大队（直接受理机关）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以在接到认定书的15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这使当事人在对最初受理事故处理的公安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的公正性、公平性产生怀疑时，可以在15日内通过行政途径进行救济，暂时阻却不公正后果的发生。但在新交通安全法实施后，这种行政救济途径显然被禁止了，法律未能提供任何适宜当事人采取的途径阻却不公平的事故认定，当然，此立法设计，有着其自身的逻辑，设计者的思路盖是：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依申请的认定或者鉴定行为，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解决，法律赋予当事人这样的权利，如果申请，公安机关就根据申请对交通事故进行处理，出具责任认定，如果不申请，就谈不到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既然是当事人自愿委托的，委托者自然应当承受你委托公安机关出具的认定结果。但笔者认为，这是实际上是一种倒退，此立法设计在法理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而作为证据使用不外乎在当事人和解、公安机关调解、违法行为行政处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几种情况下作为证据使用。按照证据法学的规定，证据是指经过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根据的，具有法定形式和来源的，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我国诉讼法对可采用的证据采取穷尽列举的方法进行了规定，而其中并未将事故责任认定作为一种证据进行单列，故此按照法律对证据种类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显然与鉴定结论最为相近，应属于鉴定结论的一种。按照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无论是当事人共同委托还是法院指定，当事人都可以根据规定申请重新鉴定、补充鉴定，暂时阻却不利后果的发生，但是这些都是在诉讼过程进行至法院审理阶段，而对于当事人和解、公安机关调解、违法行为行政处理、刑事侦查、审查起诉等阶段则不存在当事人申请重新认定的途径。而在这些情况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能因未能提供及时有效地救济途径而遭受较大的损害。因此这与证据法学关于证据的定义的本质是相违背的。

　　其次，按照现立法设计，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是当事人申请公安机关处理，或者是形成一种委托关系，既然是委托，自然应该承受委托行为的后果，但是事故责任认定的委托显然与当事人委托鉴定或者裁决机关指定鉴定机构鉴定不同，这种委托来自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当事人有权选择的是是否要求鉴定机构即公安机关进行鉴定，而不是选择哪一个公安机关进行鉴定，更不是可以通过法院或者当事人共同选择的机构进行鉴定，至于对鉴定人员的选择更是不可能的。按照规定，事故责任认定机构只能是事故发生地的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很显然这种鉴定结论的委托具有极强的行政性。

　　再次，按照法律规定，对于其他鉴定结论，当事人认为鉴定结论依据不足、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资质存在问题可以申请法院另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而事故鉴定结论显然不能，首先法律没有赋予法院另行委托其他或者上级公安机关进行重新鉴定的权利，更没有赋予法院责令出具认定结论的公安机关重新作出认定的权利，同时如果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法院单方面委托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这种立法设计下，法院的权利仅仅是采用或者是不采用。这种让法院和当事人都束手无策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显然与证据的本质相去甚远。

　　第四，我们可以从反方向考虑，如果公安机关不在安全法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认定结论，即不作为，该公安机关显然是违背了法律规定赋予其的义务，但是该认定行为又不是一种行政行为（因其只作为证据使用），当事人采取什么途径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而如果当事人可以起诉公安机关对事故认定的不作为，这种诉讼显然不是民事或者刑事诉讼，而只能是行政诉讼，而行政诉讼针对的只能是行政行为，那么履行事故认定的法定职责显然是一种行政行为。

　　二、现行立法设计的主要影响

　　一种善的立法设计，不仅能够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必须同时保障致害人的合法权益，两者平衡才能产生公正的结果，在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必须提供及时有效的途径供当事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在现有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设计框架下，只有一种情形对社会正义是没有影响的，即当事人对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结论没有丝毫的质疑，完全服从该结论，但是这种情况在社会实践中实在是微乎其微。

　　另外，现实中公安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不容乐观，笔者所接触的所有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无一例外的采取想当然式的判断，内容十分简单，第一段先将过程概括一下，第二段是依据某某条规定，甲方承担什么责任，乙方承担什么责任，毫无分析可言，这可以比作学生作判断题目，只管对错，不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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